剖析19世纪的大史学家兰克的世界史观

2019-08-11  阅读 185 次

剖析19世纪的大史学家兰克的世界史观

  普遍史,顾名思义似乎无所不包,不但贯穿古今,并且包罗所有的民族,可是它的论述必得经得起科学研究的考验。 兰克认为透过严谨的史学程序,纵使普遍史无法达臻尽善尽美的地步,但仍属必要;它不止要考察与了解人类的普遍生活,尤须属意重要民族的特殊性。 然而,兰克复下一但书:无论多少民族史的集合,并不等同于所谓的普遍史。 所以普遍史关心的不是特殊事物的关系和趋势,而是人类生活所呈现的整体和充实的义涵。 正因为如此,普遍史与专门史旨趣的分辨,即在于探讨个别事物时,不失其全体的面貌。

兰克主张史家应该朝两个方向进行:一是对操纵历史事件有效因素的观察;二是了解它们的普遍关联。

总之,历史研究不能没有通史般的胸怀,否则将显得微不足道;但是通史如果没有建立在各民族史扎实的研究之上,也将仅是浮沙建塔而已。

因此,批评方法、客观研究和综合解释应该携手合作,缺一不可。   换言之,史家必须能够体会事物的独特性,盖兰克认为:哲学与史学乃是人类两种截然有别的求知取径;与史学相反的,哲学却是由先验、抽象的观念综摄、演绎个别的事物。 史学与哲学进路的分歧,恰存于此。

再者,史家除了作细部或时空限制的研究,必须要有世界史的眼光。

历史固然缺乏哲学系统的一致性,却存有自身内在的联系性质。

  民族史的书写,有可能来自两种截然不同的心态:一则是基于狭隘我族的观点,另则,却是企图与世界联结的民族史。

显然,兰克所从事各个民族史的撰述,与上述第二种心态攸关。

职是之故,普遍史重视的是历史的大事件,特别攸关各民族的相互关联,而政治和外交的折冲更是关怀的焦点所在。

兰克和黑格尔同样十分强调政治生命的重要,他视国家为一精神的实体,所以历史发展的过程中,国家与国家、民族与民族的冲突,是不可避免的。

当这些权力冲突时,即是历史时刻的来临,其结果终究是平衡的状态,而世界史的秘密适见于此。 兰克这种对权力过度乐观的信任,深受后人非议。 可是,兰克也曾经表示过,单靠权力在历史上激发不出积极的效果。 唯有权力和道德合作,方得在世界上创造出有意义的成就;因为极难想象一个国家可以不具有精神的基础,而得以绵延地生存下去。   19世纪末叶的新兰克学派动辄过度抬高国家在兰克史学中的分量。

衡诸事实,兰克本人在考察世界史的发展,虽知民族和国家恒交织一起,却置民族于国家之上,而拥有较恒久的影响。 他处理世界史的准则,常逾越政治的主轴,而取文明、文化为范畴,可是后者却不若前者存有驱动世界史的动力。

  反讽的是,兰克虽然万分厌恶玄虚的历史哲学,尤以黑格尔为最;但黑格尔的哲学理念,却在兰克所标榜的实证史学里徘徊不去。 兰克深受日耳曼观念论的影响,故聚焦并抬高观念在历史的作用;但他坚决反对可以倚靠单一的理念,如黑格尔般综摄整个历史的进程。 相形而言,兰克认为历史乃是诸多主导概念各自宰制不同的世代,此复称为长时段实质与思想的趋势。

  兰克赋予国家在历史上突出的地位,不免与黑格尔法哲学有唱和之嫌。

他反对契约说的国家起源论,认为国家乃是人类心灵所创造的精神的实体。

黑格尔、兰克一脉的学者,主张国家乃是历史的目的,国家对个人拥有绝对的权力,个人唯有在国家的组织之中,才有真正的自由可言;同时,个人只有在替国家服务才能实现个人的真正意志。

这种对国家过分的理想化、相信国家代表理性的必然,的确缺乏经验的根据,终于导致日后国家主义过分膨胀,终酿成祸患。

  但兰克究竟是实证的历史学家,他坚持尊崇事物个体性的平等观,与作为玄学家的黑格尔截然有异。

因为黑氏动辄抹灭历史事物的个体性,全然以象征理性的世界精神涵摄之。 历史对兰克而言,并非呈现固定成规的方向。

每一时代自有其独特的尊严和存在的价值,前时代绝非后时代的踏脚石或酝酿阶段,这也是个别史必须提升为世界史的根由。 因此兰克认为,启蒙时代的基本信念进步,事实上仅意指着自然地征服与物质的利用,并不能概括精神的领域。 因为每一时代的特色皆源于时代的需要,任意批评其他时代是极其荒谬肤浅的行为,所以他对进步观是有所保留的。 依启蒙哲士或史家的观点,人类历史朝向某一特定的目标迈进,呈现逐步提升的现象。

兰克则不以为然。

首先,整体而言,或许物质方面容称符合,但精神、道德层面则难以言定。   然而,兰克虽提出了普遍史的重要,却不能跳出当时风气的窠臼。 他的普遍史,系以欧洲文明为中心而已。

于他言,与其视欧洲为一个地理区域,毋宁说它是精神的共同体更为妥适。 在空间上,兰克的《普遍史》仅及于日耳曼和拉丁民族的活动范围;在时间上,他拒绝探讨社会的起源,判定史前时代是非历史的时代。 这与他重视文本考订有关,文献不足征者,自然无有历史而言。 但兰克在断代分期上,却颇发挥截断众流之功。 之前,英国的普遍史犹尚师法《圣经·创世纪》以为历史的开端,但兰克则首述古埃及,可以嗅出新时代风气的转变。 另方面,兰克却同黑格尔一般,将东方世界的中国与印度,排除于世界史的进展之外。

要知在世界史领域,18世纪的哲士若伏尔泰等,业已将中国纳入世界史的考察范围,反而兰克在此一节骨眼倒退了一大步。   此外,兰克的宗教观令他将上帝视作藏身历史幕后的隐形者,亟待人类戮力去揭开这个谜团。

然而兰克又以为人类有限的智力,并无法全然把握世界史所呈现的复杂、矛盾景象,他甚至相信最终仅有上帝方能了解世界史。 这些个人的形上观念,虽说是兰克从事历史研究的底蕴,但却与他一手建置的历史科学格格不入,并不为后代史家所继承。   终其一生,兰克并未完成悬念已久的《世界史》。 但兰克对世界史的实践,隐隐透显此后世界史研究的特色与困境。

在史学题材上,18世纪当道的系普遍史,该时又称为世界史首回的黄金时代。 而正是兰克透过大量民族史的实践和刊行,扭转了此一史学趋势。

但兰克终其一生却竟又回归至挥之不去的普遍史。

然而在他身后,普遍史或之后较为惯例的世界史渐趋式微,直迄20世纪初期,方才重露曙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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